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宋武帝受禅，有司议使侍中刘睿进玺。帝曰：「此当选有人望者为之」。乃以付谢澹。齐高帝受诏，乃引枕高卧。后武帝请杀之，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」。晋宋以来，江左风流独谢氏人物如林，如敬冲者自当不愧乌衣之游。观敬冲不受解玺之命如此，不知六朝诸公作九锡文者如何下笔耶？

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（《梁书·谢朏传》，隆昌元年，为吴兴太守，时明帝谋入嗣位，弟𤅢时为吏部尚书，朏至郡致𤅢数斛酒遗书）。

夫昭然荣观，风流自远；蹈彼幽人，英华罕值。故辰揖楚相，见称南国；高谢汉臣，取贵良史。新除侍中、中书令朏，早藉羽仪，夙标清尚，登朝树绩，出守驰声。遂敛迹康衢，拂衣林沚，抱箕颖之馀芳，甘憔悴而无闷。抚事怀人，载留钦想。宜加优礼，用旌素概。可赐床帐褥席，俸以卿禄，常出在所（《梁书·谢朏传》朏为吴兴太守。建武四年，诏征为侍中、中书令，抗表不应。筑室郡之西郭，明帝下诏。）。

夫穷则独善，达以兼济，虽出处之道，其揆不同，用舍惟时，贤哲是蹈。前新除侍中、太子少傅朏、前新除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、都亭侯胤，羽仪世胄，徽猷冠冕，道业德声，康济雅俗。昔居朝列，素无宦情，宾客简通，公卿罕预，簪绂未褫，而风尘摆落。且文宗儒肆，互居其长，清规雅裁，兼擅其美，并达照深识，预睹乱萌，见庸质之如初，知贻厥之无寄，拂衣东山，眇绝尘轨，虽解组昌运，实避昏时，家膺鼎食，而甘兹橡艾，世袭青紫，而安此悬鹑。自浇风肇扇，用南成俗，淳流素轨，馀烈颇存，谁其激贪，功归有道，康俗振民，朝野一致，虽在江海，而勋同魏阙。今泰运甫开，贱贫为耻，况乎久蕴瑚琏，暂厌承明，而可得求志海隅，永追松子？臣负荷殊重，参赞万机，实赖群才，共成栋干，思挹清源，取镜止水，愚欲屈居僚首，朝夕咨诹，庶足以翼宣寡薄，式是王度，请并补臣府军咨祭酒（《梁书·谢朏传》，高祖平京邑，进位相国，表请朏胤）。

日月贞明，匪光景不能垂照；嵩华载育，非风云无以悬感。大圣挺生，应期命世，所以匡济风俗，矫正彝伦，非夫丘素坟典，诗书礼乐，何以成穆穆之功，致荡荡之化也哉！故洪荒道丧，帝昊兴其爻画；结绳义隐，皇颉肇其文字。自斯以往，洽袭异宜，功成治定，各有方册，正宗既殄，乐崩礼坏，先圣之法，有若缀旒。故仲尼叹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与三代之英，丘未逮也，而有志焉」。夫有志，以为古文犹好也，故自卫反鲁，始立素王。于是删诗书，定礼乐，列五始于《春秋》，兴《十翼》于易道。夫子既亡，微言殆绝，七十并丧，大义遂乖，逮于战国，殊俗异政，百家竞起，九流互作。羸政嫉之，故有坑焚之祸。至汉惠四年，始除挟书之律，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，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，开献书之路，置写书之官。至孝成之世，颇有亡逸，乃使谒者陈农，求遗书干天下，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（疑作乂）。歆等，雠校篇籍，每一篇已，辄录而奏之。会向亡丧，帝使歆嗣其前业，乃徒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，歆遂总括群篇，奏其《七略》。及后汉兰台，犹为书部，又于东观及仁寿阁撰集新记。校书郎班固傅毅，并典秘籍，固乃因《七略》之辞，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其后有著述者，袁山松亦录在其书。魏晋之世，文籍逾广，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，魏秘书郎郑默，删定旧文，时之论者，谓为朱紫有别。晋领秘书监荀勖，因魏《中经》，更著《新簿》，虽分为十有馀卷，而总以四部别之。惠怀之乱，其书略尽，汇左草创，十不一存，后虽鸠集，淆乱已甚。及著作佐郎李充，始加删正，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，而换其乙丙之书，没略众篇之名，总以甲乙为次。自时厥后，世相祖述，宋秘书监谢灵运、丞王俭，齐秘书丞王亮、监谢朏等，并有新进，更撰目录。宋秘书殷淳，撰大四部目。俭又依《别录》之体，撰为《七志》，其中朝遗书，收集稍广，然所亡者，犹大半焉。齐末兵火，延及秘阁。有梁之初，缺亡甚众，爰命秘书监任昉，躬加部集，又于文德殿内，别藏众书，使学士刘孝标等，重加校进，乃分数术之文，更为一部。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，其尚书阁内，别藏经史杂书，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，自江左篇章之盛，未有逾于当今者也。

孝绪少爱坟籍，长而弗倦，卧病间居，傍无尘杂，晨光才启，缃囊己散，宵漏既分。绿帙方掩，犹不能穷究流略。探尽秘奥，每披录内省，多有缺然。其遗文隐记，颇好搜集。凡自宋齐巳来，王公搢绅之馆，苟能蓄聚坟籍，必思致其名簿，凡在所遇，若见若闻，校之官目，多所遗漏，遂总集众家，更为新录。其方内经史，至于术伎，合为五录，谓之内篇，方外佛道，各为一录，谓之外篇。几为录有七，故名《七录》。昔司马子长记数千年事，先哲悯其勤，虽复称为良史，犹有捃拾之责。况总括群书四万馀卷，皆计论研核，标判宗旨，才愧疏通，学惭博达，靡班嗣之赐书，微黄香之东观。傥欲寻检，内寡卷轴，如有疑滞，旁无沃启，其为讹缪，不亦多乎？将恐后之罪子者，岂不在于斯录。论其指归，辨其讹廖，随竟奏上，皆载在本书。时又别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，即今之别录是也。子歆撮其指要，著为《七略》，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，故以《辑略》为名，次《六艺略》，次《诸子略》，次》诗赋》略，次《兵书略》，次《数术略》，次《方伎略》，王俭《七志》，改六艺为经典，次诸子，次诗赋为文翰，次兵书为军书，次数术为阴阳，次方伎为术艺。以向歆虽云《七略》，实有六条，故别立《图谱》一志，以全七限。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《艺文志》《中经簿》所阙之书，并方外之经，佛经道经，各为一录。虽继《七志》之后，而不在其数，今所撰《七录》，斟酌王刘，王以六艺之称，不足标膀经目，改为经典，今则从之，故序《经典录》为《内篇》第一，刘王并以众史合于《春秋》。刘氏之世，史书甚寡，附见《春秋》，诚得其例。今众家记传，倍于经典，犹从此志，实为繁芜。且七略诗赋，不从六艺诗部，盖由其书既多，所以别为一略。今依拟斯例，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。诸子之称，刘王并同，又刘有兵书略。王以兵字浅薄，军言深广，故改兵为军。窃谓古有兵革、兵戎、治兵、用兵之言，斯则武事之总名也，所以还改军从兵。兵书既少，不足别录。今附于子末，总以子兵为称，故序《子兵录》为内篇第三。王以诗赋之名，不兼馀制，故改为文翰。窃以顷世文词，总谓之集，变翰为集，于名尤显。故序《文集录》为内篇第四。王以数术之称，有繁杂之嫌，故改为阴阳。方伎之言，事无典据，又改为术艺，窃以阴阳偏有所系，不如数术之该通，术艺则滥六艺奥数术，不逮方伎之要显，故还依刘氏，名守本名。但房中神仙，既入仙道，医经经方，不足别创，故合术伎之称，以名一录，为内篇第五。王氏国谱一志，刘略所无，刘数术中虽有历谱，而与令谱有异。窃以国画之篇，宜从所图为部，故随其名题，各附本录。谱既注记之类，宜与史体相参，故载于记传之未。自斯巳上，皆内篇也。释氏之教，实被中土，讲说讽味，方轨孔籍，王氏虽载于篇，而不在志限，即理求事，未是所安。故序《佛法录》为外篇第一。仙道之书，由来尚矣，刘氏神仙，陈于方伎之未，王氏道经，书于七志之外。今合序《仙道录》为外篇第二。王则先道而后佛，今则先佛而后道，盖所宗有不同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。凡内外两篇，合为《七录》。天下之遗书秘记，庶几穷于是矣。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阅仲春十有七日，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。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，因说其事，杳有志积久，未获操笔，闻余巳先著鞭，欣然会意，凡所钞集，尽以相与，广其闻见，实有力焉。斯亦康成之于传释，尽归子慎之书也）。

鱼丽于罶，鰋鲤。君子有酒，旨且有。若夫仪狄初制，少康造始，九投百品之精，一宿三重之美。既阴阳之相感，亦吉凶之所起。挹此思柔，诵兹反耻。则有优韦曜而赐荈，为穆生而置醴。定国数石而精明，郑玄一斛而温伟。三日仆射，百钱阮子。陈谏每唱于回波，养性亦浇于累隗。尔其乐兹在镐，挹此如渑。法郑君之能酿，忆刘伶之解酲。山涛既闻于八斗，陆纳才堪于二升。陶侃则过限便止，孔顗则弥月不醒。文举嘲曹公之禁，简雍讥先主之刑。伐木许许，酾酒有藇。倾荒外之樽，采海中之树。三雅既闻于刘表，百榼仍传于子路。赏钟会之不拜，美孟嘉之得趣。酌此中圣，赐之上尊。梁武之称臧盾，谢奕之逼桓温。行朱虚之军法，醉丞相之后园，或投醪而感义，或举杯而杀人。谢朏曾闻于指口，管仲尝忧其弃身。饮之孔偕，乐此今夕。营彼糟丘，溺滋窟室。子良持鎗以乍进，延之据鞍而自适。既营度于五齐，亦均调乎六物。遗羊祜而弗疑，折张昭而屡屈。嘉皇甫之质厚，鄙王琨之俭啬。则有眠毕卓之瓮，入步兵之厨，饮瀛洲之玉膏，挹南岳之琼酥。亦闻醉里遗冠，瓮头加帽，银钟之宠思话，缥醪之赐崔浩。裴粲则勤以献诚，阴铿则仁而获报。逢括颈于消难，见倾家之次道。复闻孔群喻之糟肉，孙朝积年曲封。显父之饯百壶，唐尧之举千钟。岂顾季鹰之身后，且醉高欢之手中。应彼东风，酝兹狂药，冬酿兮夏成，汾清兮邺酌。亦云王瞻三术，酆舒五罪，汉有长乐之仪，吴有钓台之会。一斗河东之赐，千日中山之醉。苏微为之而成疾，庆封为之而易内。至若老羌之渴，次公之狂，倒山公之接离，脱相如之鹔鹴。故其成礼而弗继以淫，无量而不及于乱。唯公荣而不与，独崔暹而可劝。礼成宴醧，名称圣贤。湛酒泉而在地，瞻酒旗之丽天。味兼百末，价重千钱。尝美味于酃湖，酌不极于青田。复闻败见宋樽，怪消秦狱，或以青州作号，或以建康为目。名传上顿，味称美禄。阮孚以金貂相换，渊明以葛巾见漉。亦云曲阿既酾，邯郸被围，步白杨之野，坐黄菊之篱。高允败德以为训，元忠坐酌而自怡。或取陶陶之乐，或矜抑抑之仪。及夫行车酌醴，鸣钟举燧，哺糟兮歠醨，举白兮扬觯。高昌洿林之贡，西域蒲桃之味。或以蟹螯俱执，或以彘肩并赐。《礼》有生祸之语，《书》著崇饮之旨。邴原有废业之忧，范泰述伤生之理。茍忘濡首之戒，将贻腐胁之毙。故三爵以退，而百拜成礼。所以喻之于兵而譬之于水也。

臣闻君子之论人，观其终身之大节。大节丧矣，虽有一时之美，一日之长，足以夸污世而矫流俗，君子无取焉。史称王俭尝谓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，盖自况也。以臣观之，俭实安之罪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！何则？自晋以阀阅用人，王、谢二氏最为望族，江左以来，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，子为主婿，女为王妃，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，亦犹齐之诸田，楚之昭、屈、景氏，皆与国同其休戚者也。安之仕晋，始为桓温司马，孝武之世，政由温出，󲦤绅顾望，不知所为。而安与王坦之尽忠王室，蔑有二心，至于屡改袁宏之文，以寝九锡之命，可谓以身许国，社稷之臣者矣。俭之仕宋，袭封选尚，其为亲贵，固非安之比也。萧公虽有异志，而谢朏、褚彦回之属，初无从意，齐室之建，俭实发之。至引梁王鲁国之事，使臣珥貂，所居称殿，何异取六艺以文奸言者？安之于晋，其大节如彼，俭之于宋，其大节如此。臣故曰俭实安之罪人也。至于该洽经史，明习故事，工词令，妙威仪，动为名流之所称，所谓一时之美，一日之长，夸污世而矫流俗者也，君子何取焉？安少有重名，累年辟召不至。其后虽受朝寄，而东山之志始末不渝，形于言色，则安之功名出于无意者也。俭少时志在宰执，见于所赋之诗，及生子字曰元成，取仍世作相之义，则俭之富贵取于有心者也。夫无意之与有心，相去远矣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？宋初受命，陶潜自以祖侃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，投劾而归，躬耕于浔阳之野。其所著书，自义熙以前，题晋年号，永初以后，但称甲子而已。以此论之，则俭之为人，盖可见也。

唐散骑常侍姚思廉《梁书》纪传五十六卷，承父察之遗藁而作也。校雠如《宋书》。予尝叹自开辟有君臣来，未有比肩近臣，一旦北面称翊赞佐命，以本朝输人者，实自齐褚渊始。渊之弟炤恨渊不早死，渊子蕡辞不肯袭爵，良有以也。范云、沈约、江淹、任昉，皆齐之贵显近臣，幸国家昏乱，与高祖灭齐造梁，其何情耶？当时不知非，后世亦无非之者，无乃己自安于渊之故事邪？察称云、约参预缔构，赞成帝业，淹为先觉，昉有旧恩，果何谓邪？四子皆蔼然名一世，才学去人远甚，又何苦而为此也邪？方百寮署名送东昏首时，王志独愤叹不署名，张充偃蹇不来会，江茜在江州拒高祖之师，不受命，颜见远既睹高祖即位，不食发愤以卒，察曾不一言与之，何邪？徒称充之典选廉平，茜以风格显云。又若王亮者，予尤悲之。高祖师至新林，内外百寮皆道迎，其未能拔者，亦间道送诚款，亮独不遣。高祖虽容之不罪，而任昉、乐蔼辈必欲因事杀之。范缜一言称亮废弃，则执以为附下讪上，恶直丑正，徙缜广州。玺书责亮谄事江祏，协附梅虫儿，遂执昏政，天下横溃。不其太诬邪？盖亮既仕乱君之朝，其迹亦易污矣。察罪亮「自取废弃，非不幸」，后世无一人与亮者，岂不重可太息哉？思廉传称江祏多所进拔，亮居选部每持异议，深友祏；复曰亮「选用拘资次而已」。其言反覆不伦，则亮之诬明矣。察称谢朏忠于宋，在齐建武、永元时为疏、蒋之流，是也；其谓高祖龙兴，朏角巾入仕，首陟台司，极出处之致，则悖也。察称袁昂臣志不移于独夫丧德之时，是也；其谓昂「抗疏高祖，无亏忠节，终为梁室台鼎」，则亦悖也。朏既退矣，昂既知所守矣，乃无名以出，既出而无补于时，君子耻之不道也。欲东昏之丑祸倡于王珍国，而张稷和之，张齐手加刃焉，尚足以立传，与士君子齿邪？非《春秋》灭阳货而盗之之旨也。察称珍国蹈仁义，稷因权制变，齐之政绩有何异邪？太清之乱，有自来矣，而察以张缵为乱阶，缵不过不能推诚于河东、湘东藩辅之间耳。朱异延寇败国，贺琛开城纳景，其罪一也，察乃责异而贷琛，何邪？萧介谏纳侯景；傅岐愿不与高澄和；羊侃谋据石头袭寿，使景进不得前，退失巢窟；陈昕出奇谋说范桃棒，几得景灭之；柳仲礼弟敬礼毅然欲取景于会上，亦败于垂成：察皆未尝进之，何邪？韦粲、裴之高辈推仲礼为□首，举义师讨景，思廉乃立《敬礼传》而不立《仲礼传》，何邪？如以仲礼台城没后尝见景，则敬礼同仲礼见之矣，是意自有所在，未可以一举足责人于凶焰屠裂之际也。谢举亦尝谏纳景矣，思廉曾无一言以传耶？姚氏父子于史，其大者既失如此，复何他责哉！南丰曾舍人谓思廉推其父意，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成此书。予以刘氏《史通》、曾氏《史镜》诸书考之，思廉之作因诸察，察因诸谢吴、许亨辈，江陵焚荡，许之书亡逸矣，思廉何得而因之？舍人，前辈大儒，必自有所见。